四次旅行

我出生在中国，是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时的第二个孩子。为了生我，我父亲不得不支付三年的薪水。九年前，26岁的我搬到了荷兰。四年前，在我31岁的时候回到了中国，回到了我的非法童年，回到了父母为了我的存在而支付了高昂代价的罪恶感里。当我试图修复我们之间不安的关系时，他们坚持要我生孩子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中国的三胎政策已经到来。